| 编者按：荩之先生读庄文稿，诘屈聱牙，所涉古籍及学人颇杂而莫识，因此一般人皆视其为学术著作，偶尔翻翻，亦不甚了了。现就读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博士的撒海涛先生，研读《读庄随笔》后，从作品深厚的文化思想内涵、作者的学脉渊源考据、时代风云变幻和作者老庄思想的融汇多个方面加以阐释，让我们对王荩先生及其《读庄随笔》又有了新的认识，始信荩之先生学问学养之巨大深沉！感谢海涛点灯指路，能让更多的人珍重《读庄随笔》，为礼县文化巨人骄傲，也为礼县文化渊源自豪。 充实而有光辉 ——王荩先生《读庄随笔》读后 撒海涛 一 清人张之洞有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母校礼县一中创建于八十年前国家板荡、时代更迭之际，其峥嵘历史的发端乃王荩老先生心血所成。先生创蓁辟莽，巨擘规划，承继旧学，启发新知，是礼县现代教育的掌灯人，数十年来无不令数代学子追怀致敬。2020年，时逢母校创办八十周年，王老先生遗著《读庄随笔》得以刊行，是为对先生道德学问最好的纪念。  年前返乡之际，自恩师独小祯处幸得此书，因心心念念已久，欣喜至极。于是携至南京，每于学业之余披览咀嚼。自诩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我，面对先生的巨著，依然感到所学所闻的捉襟见肘。且不论其如椽大笔抒发于纸册背后的微言大义，仅是对古今注解庄子名家的旁征批评，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这种知识体系的断裂，一方面是因为学科体系的隔阂——因我多年来所治主要为中古以后之史学，尤以蒙元边疆民族史为重，对先秦诸子的认知尚停留在本科时的通识阶段；另一方面，则是晚近以来西学东渐所导致的学人普遍旧学根基的丧失。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停止阅读的借口，我暗暗将此次研读作为接近王荩先生思想的一次训练。我并不妄想对于先生思想的读破，因为我深知，那不仅仅需要同等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我想书写的，是半年多来一次次品读之后的点滴思考，以及对先生学术谱系的一点判断。如果能对先生文章、学术的表里涉及一二，那将是对其最好的缅怀。 二 《读庄随笔》为王荩先生积四十年之皇皇巨著，其基本方法是采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或识其形、或辨其音、或解其意，或三者兼而用之。具体而言，首先求诸上古诸子诸书，如《孟子》《荀子》《春秋》等经典，因年代相近字形字音更为接近。然后对历代注解《庄子》诸家诸说予以点评分析，品评优劣，进而提出新解。中国古典考据之学，造极于乾嘉之世，对《庄子》的注解，也精臻于此时。在书中，先生如对郭庆藩、王先谦、林云铭、马其昶、章太炎等前贤意见，皆能采其精华而直陈其缺憾，对同时代所编之《先秦哲学文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译笔句读的疏漏，都能一一指出。所引书籍，不下百种，其心其志，可见一斑。王荩先生在《庄子》最后一章《天下篇》提及：“向时矢志将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以及关尹、老聃、庄周与夫惠施等六派之道术，提要钩玄，编为四言韵语，附于各派各论之下，以作自己研究《庄子》一书之心得。惜乎至今已数年，仍未竟动，而手边所聚材料，亦多散失。呜呼！岂果因性情之疏懒，学植之荒落所致然耶！盖亦有他故焉，言之可深慨也已！”细读上引文字，关于《庄子》的研究，先生显然有未尽的才情和遗憾，字里行间更夹杂难言之隐。此处壬子纪年当为公历1972年，其时形势汹汹，据书中所附先生自传——1968年，“揪斗极剧”，“是年冬将我批斗多次，几乎丧生！”以先生下笔之审慎，如此记录，可见其遭受之严酷惨烈，而其书稿多册也在多次冲击后俱失。身心所受之煎熬，非今日所能想见。先生所谓“言之可深慨”者，当指此事。自传还提及，在如此境况遭遇下，先生“强以《庄子》妙论，熟诵慰怀，忘忧消愁，卒免于死。”对于《庄子》的研习，为先生在特殊年代的遭遇给予了精神关怀。中国主体思想历来缺乏宗教关怀，老庄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有道则起而行之，无道则卷而怀之，前者多以儒家君子不息的入世精神为号召，后者则尤以老庄的避世情怀为旨归。《读庄随笔》一书的写就，不仅仅是端坐书斋在古籍中寻章问句，更是在身心遭遇极度摧残时的精神疗药。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真正读懂这样一本“沉重”的书。 三 要理解王荩先生的学术思想，更有必要追溯其学脉的根源。毋庸置疑，三年北大求学期间是其学问精进的关键时期。1962年，先生在《咏小学示丁赵王三子并序》中提及：“游学国门，得与清华杨树达、北大沈兼士两先生，昕夕过从，请业问难，经数寒暑，略窥其门径。”1978年，先生在自传中忆及赴京求学期间的三位老师：沈兼士、杨遇夫、罗常培。其中沈兼士为中国音韵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关键人物，时兄弟三人同在北大，有“三沈”之美称；杨遇夫（树达）治学，取法清儒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训诂学为重，陈寅恪曾赞其曰：“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罗常培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成员，与赵元任齐名，为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青年王荩所师，皆为当时中国最为优秀的学者，《读庄随笔》字里行间所呈现的精深学养，与其系统接受训诂学、音韵学的训练密不可分。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王荩先生所处的地域学派对其学术旨趣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一点要远甚于北大三年的熏染。《读庄随笔》中多次出现“张君晴麓批示曰”的字样，张晴麓即天水籍学者张云石先生，光绪十三年（1887）生于北京，宣统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授官陆军部主事。民国成立后，任官于陆军部参谋。不久即归天水，求学于任承允先生，后与友人姚钧于天水东关十方堂设馆授徒。民国四年(1915年)入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本科第二部学习，民国五年(1916年)毕业。民国六年至民国九年(1917年至1920年)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张云石先生于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1926年至1927年）任天水第三中学校长，王荩于1924年至1927年求学于该校。1928年，张云石先生转任兰州中山大学国文专修科主任，王荩先生于同年入学。可以想见，面对这位有着深厚国学根基的同乡，张云石必然青眼垂爱，进而提携培养之。据王荩自传，求学北大实质上也是乃师督促使然。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爆发，王荩先生辗转返陇之后，即于当年冬季赴兰州看望张云石先生。1947年夏，张云石先生暂住于王荩先生家中，并受邀讲演于学生。张云石早年即以居士自号，中年后佛学造诣尤深，专修天台宗及庄老经典，王荩先生解放后亦专研于佛典及道学经典《南华经》，很难说没有受到其师的影响。1969年，张云石先生受王荩之托为其父撰写传文。两代学人的交谊延续数十年，《读庄随笔》的原稿经其批示，与其探讨，自然合情合理，某种程度上也是二人情谊的见证。  前文提到，张云石于民国初年受业于任承允先生，任承允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895年）进士，先后任职内阁中书、国史馆。庚子事变后其父任其昌先生忧愤而卒，任承允辗转归乡，后继承其父遗志，主讲陇南书院，有《桐自生斋诗文集》传世。任承允之父任其昌入《清史列传·文苑传》：“任其昌，字士言，甘肃秦州人。同治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十二年以母老乞养归，遂不出。其昌天资高迈，博闻强识，覃精三礼之学，尤长于考订史事，而行己处事，斤斤于义利之辨，不敢少有出入。既告归，闭门教授天水、陇南各书院讲席垂三十年，弟子著录者数百人。其教人先经史，旁逮古文辞，尤以躬行为本。陇南素朴僿，自是士习一变。”  值得注意的是，任其昌、任承允父子门下尚有礼县籍学子梁士选、焦志贤，二人皆中进士，为我县科举史上之光荣。任承允为梁士选所撰墓志铭尚存于县志，赠焦志贤诗文则见载于其诗集。礼县与天水接壤，人文气息相通，文化一体交互，自在情理之中。近代陇南学术谱系，溯自任其昌先生，“开陇上二百年天荒”，号称“陇南文宗”。而后哈锐、任承允等继其余绪，至冯国瑞光大其门。冯国瑞自幼师从任承允、哈锐二先生，先求学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得胡小石、柳诒徵等先生亲炙，后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先生。梁启超评价其“其学于穷经、解诂为最长，治史亦有特识。文章尔雅，下笔千言。傍及楷法，浸淫汉魏，俊拔寡俦。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觏。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二酉堂之外，殆未或能先也。” 如此来看，王荩先生乃是任承允先生的再传弟子。无论是任其昌先生以经史为先的治学理路，还是冯国瑞穷经解诂的学术特色，与王荩先生精研小学、皓首考据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致力于古典学问并不意味着其思想的保守。对于晚近以来史事的一种误解，即是以学术倾向来划分思想的进步与否。道咸以降，现实困顿的冲击使得士大夫对传统汉学考据之学与现实割裂的内在矛盾进行反思，迫切追求一种整合政事、文章与道德合一的整体学术观念。陇南学术群体在反思汉学割裂现实的弊病背景下普遍秉持“躬行为本”的学术旨趣，努力在学问与现实之间求索整合。查任其昌《敦素堂文集》篇目，卷一《用人》《理财》《安民》《练兵》《策敌》等篇目多反映注重实际功用的思考，卷二则多诸如《六国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王安石论》等与时局关系密切的著述，体现其深沉的现实关怀。  任其昌如此，开发西北的冯国瑞如此，以直谏时病闻名朝野的安维峻如此，亲至藏区写成《玉树调查记》经略边疆的周子扬如此，在天水首创实业被称之为“甘肃张謇”的哈锐也是如此，“敦品节不专重文辞”的任承允更是如此，《天水县志》载其“尤喜阅报纸，于全球大势靡不洞悉，每烛一事必深彻底蕴，见解迥殊，故持论往往出人意表。”致力于乡邦教育建设的张云石先生同样如此。  在具有如此强烈现实关怀学术群体中，王荩先生自然受其感染，故其回归乡里之后，戮力于地方现代教育之普及，与陇南学术群体共同秉持的学术主张一脉相承。“关陇人才不出，出必有达者。”以任其昌、任承允父子为主导的近代陇南学派的深厚积淀，恰恰是王荩先生能够出类拔萃的地缘因素。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深刻地理解王荩先生的学脉与学养。 四 对王荩先生的认知，其实自孩童时代即已发端。外祖父早年求学于礼县中学，校长即为王荩先生。五十年代反右斗争中，先生降为学校职员，先后看管图书馆、操场体育用具，外祖父等“调皮”学生便常于夜间偷偷去探望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校长，常常是边烤洋芋为食，边听先生讲论《左传》。多少年过去，外祖父讲述先生的诸多事迹早已模糊，唯有这件事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俨然《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倜傥非常，可谓士气不倒！孔子曾把春秋近二百五十年的历史由近及远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等三个阶段。借用其说法，我算是刚好挤进了尚能听闻先生事迹的最末端。上高中后，王荩先生的孙女——王春蓉老师又成为我的历史老师，对我多有抬爱鼓励，读大学后我走上历史研究的专业道路，不能说完全受其影响，但潜移默化的感召必然是存在的。《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我想，这句话当是对王荩先生道德学问的最好概括。先生的道德学问，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余泽流光，也是需要一中人守护接续的精神遗产。《读庄随笔》一书的注解，尚不能说已经非常完备。先生的诸多著述手稿，在先生逝世近四十年后依然埋没沉寂。如何将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发扬光大，是需要我们回答的时代命题。 （附记：自2010年就读礼县一中至今，恰好十年过去了，谨以此文纪念王荩先生，并由衷怀念教导过我的母校及诸位老师。他们的教诲，使我受用至今。） 2021年9月15日夜改定于南京 作者简介： 撒海涛（1995——），礼县一中2013届毕业生。本科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史、民族史。在读期间在《西北民族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暨南史学》等CSSCI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冷门绝学”科研专项、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等科研项目多项。  供稿：撒海涛 监制：陈 彬 审核：李海生 编辑：韩 斌   上一篇：新世相本来只是不要脸,现在连命也不要了 下一篇：华一说丨走出华师一大礼堂,有点想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