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的禅画
长期以来,心中一直敬佩、激赏和喜爱三位近、现代爱国诗僧,他们是八指头陀、曼殊上人和弘一法师。八指头陀专精于诗;曼殊上人能诗,能画,能文,能翻译;弘一法师则更为多才多艺,他除了精诣诗、词、文、画,还能演剧弹琴,书法和金石也得心应手。这样的大才子总使人好一阵纳罕,他的宿慧何以得天独厚?
有人开玩笑说,弘一法师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十九岁;孔子出生时,父亲七十岁,母亲十七岁;欧阳修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二十岁;胡适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十九岁。这就是诀窍。老夫与少妻的搭配,天高与地厚的结合,往往产得麟儿,纵然不成圣人,也会成为颖秀的才子。
在弘一法师身上,有许多个“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和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居然会不小心投胎世间,可能连造物主也感觉意外吧。想不到,他是第一个将西洋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国内的人;想不到,他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扮演的不是阿芒,而是女主角玛格丽特;想不到,他是才子,是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想不到,他在盛年,三十九岁,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去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太多的“想不到”拼贴在一起,仍旧是不完整的,是模糊的,真实的那个人,有血有肉有灵有性的弘一法师,他随时都可能穿着芒鞋从天梯上下来,让我们一睹想象中所不曾有过的另一副风采。读了他的新诗新词,我们笑了,他却不笑;我们忧伤了,他却不忧伤;我们等着他说话,他却悄悄地转过身,背影融入霞光,飘然而去,无迹可寻。
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成蹊,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先世移居津门,经营盐业。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之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李筱楼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尤其是李叔同)影响极大。童年时,李叔同常见僧人来家中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诵佛号。他儿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有*岁光景,他居然能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悟性已赶上了二十岁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俞氏(津门茶商之女)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
“我自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这正是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风流倜傥。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作《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尤其传神,李叔同诗酒癫狂之态活灵活现: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竟把杜甫呼作“小友”,真是比盛唐侧帽癫狂的“饮中八仙”还要奔放。他风神朗朗,是俊友中的最俊者,其才艺不仅使朋辈折服,也使北里的名妓为之倾心,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都曾以诗扇就正于他。此时此际,国事日非,好男儿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乃寄托于风月间,“走马胭脂队里”,厮磨金粉,以诗酒声色自娱,果真能“销尽填胸荡气”?“休怒骂,且游戏”,这无疑是一句泄露少年情怀的说辞。
辛丑年(1901年),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总办(即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学士蔡元培做国文教授,用意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
李叔同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至痛。二十六岁那年,他心中再无牵挂,遂决意告别故里,留学东瀛。他特意赋就一阙《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壮志奇情半点也未销磨: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母亲弃世后,李叔同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茕,也哀万方多难。次年(1906年),他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这年秋天,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而其留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举动是,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春柳社演艺部。翌年(1907年),祖国徐、淮地区受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人惊为创举,赞叹不绝。据老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他还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了爱美柳夫人。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肢束成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
东京美术学校为五年学制,李叔同毕业时已是1911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大好河山得以光复,感到异常欢忭: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他的这首《满江红》并不输给岳飞的那首《满江红》,同样是力透纸背,义薄云天。他无疑是琴心剑胆的高才,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下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素心人夏丏尊对素心人李叔同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对于造化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
素心人俞平伯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真性情、真学识、真才具)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神韵,够好了,是真公子自翩翩,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高僧自庄重。
当然,还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曾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但是,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却引起了外界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的猜测是“(他)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这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缺少宗教情怀的人总归这样看不明白,何况是纯粹诗人性情的柳亚子,临到晚境,他处处随喜,吟咏诗词,吹牛拍马,依然相当顺手,更加自得其乐,若让早早觉悟的弘一法师看了,只会摇头,轻轻地叹一口气。柳亚子深深惋惜这位披剃出家的东南大才子过早收卷了风流倜傥的怀抱,使中国文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殊不知,作为智者,追寻灵魂和性命的究竟意义自是高于一切之上。柳亚子迷恋红尘,终未参透此中的玄奥,也就不奇怪了。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触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有地方好搁。
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弘一法师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著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妙佳品了。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普通僧人可及?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弘一法师所书的偈句,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他晚岁驻锡闽南,为期十四年(1929~1942)之久,地点主要在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的居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他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大师就是大师,如蕙风朗月煦日酥雨,能使天地间生机盎然。
具足大悲心的高僧虽超尘脱俗,但身处乱世,绝不会无视生民的苦难,弘一法师早年作《祖国歌》,发誓“度群生哪惜心肝剖”,其爱国心老而弥坚。五十四岁时,他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历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已跃然于字里行间。同年10月下旬,他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再次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曾有人统计,弘一法师一生所用的名、字、号超过二百个,真可谓飘然不驻。其较为常用的名、字、号是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叔同、惜霜、广平(参加乡试时即用此名)、哀(母亲去世时所取的名,足见当时心境)、岸、息霜(在东京演剧时所用的艺名)、婴(断食时所取的名,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后将此名赠给丰子恺作法名)、黄昏老人、李庐主人、南社旧侣、演音(出家时的法名)、弘一(法号)、大心凡夫、无著道人和二一老人。大师在俗时与出家后的名、字、号虽然繁多,要之在俗时以李叔同之姓字,出家后以弘一之法号为世所通称。差不多每一个名、字、号的来历都是一个故事,其中“二一老人”的别号来得尤其特殊。弘一法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一文中以谦冲自责的语气说:“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弘一法师将自己一生的功名看得很轻很轻,才会有此一说。如果像他那样成就了慧业的大智者都要归入“二一老人”之列,世间又有几人能侥幸不归入“二一老人”之列呢?
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及至1942年10月10日(旧历壬午年九月初一),西归前三天,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赠送给侍者妙莲,是为绝笔。这四个字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脱七情六欲的红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娑婆世界,远赴西方净土。他在致夏丏尊、刘质平和性愿法师的遗书中都附录了两首偈句: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第一首是警劝他们勿要执迷于人生表象,如此而想获取正觉正悟,无异于南辕北辙;第二首是对自己灵魂得到美好归境颇感欣慰。大智者的告别仪式的确有些不同,弘一法师大慈大悲的临终关怀(反过来,是死者关怀生者)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切的感动。
在纷争不息的乱世,在名缰利锁的红尘,弘一法师堪称为佛门龙象,他究竟开解了多少欲海中迷溺的心灵?这个基数应该是不小的。他涅盘了,灵魂却久久盘旋于大地之上,迟迟不肯飞向天国,依然满怀着悲悯,俯瞰这不完美的人世,为苦苦挣扎在红火坑中的众生默默祈福。
听,那缥缈的歌声又从远处传来,惟剩苍凉别梦。酒杯已空,余欢将尽,还残留下多少回忆的温馨?该上路的终归要上路,该告别的终归要告别。人生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夜行,惟独智慧才是我们手中的明灯,所以要学佛(“佛”的原意是“圆满的觉悟”),所以要修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原意是“抵达彼岸的智慧”)。极少数人修持了慧业,经历这段夜行之后,便能抵达光明的净土。弘一法师无疑便是这极少数成就者中的一个: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残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人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让我们别把欲望满满的肉身看得太重,别把此时此际的享乐看得太重,且为各自灵魂的出路设想得更周全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