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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957年的《中国穆斯林》，是“双百方针”政策落地生根的体现；刊物于1981年的复刊，则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新时期全面恢复的重要标志之一。走过60年的《中国穆斯林》带着深刻的历史烙印，记录下时代的思想脉络，承载着几代人沉甸甸的文化记忆，成为体现中国穆斯林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和标杆。六十岁对一本刊物而言，意味着进入到精神的“壮年”，观察2017年的《中国穆斯林》时，我们看到了一份更为成熟的刊物；尤为可贵的是，它身上依然保持着鲜活的进取姿态和那份从未丢失的纯净，这从刊物“60周年纪念专刊”便可看出来。在“纪念专刊”的“祝福”“相伴”“憧憬”等各个栏目中，我们并未看到刊物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在诸位作者及读者真诚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刊物背后镌刻的浓浓的人文情怀；与此同时，我们亦可看到编辑的辛勤付出，他们不仅有着过硬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学识修养，最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份对穆斯林文化事业的敬畏与担当。在这个速度至上的技术时代，《中国穆斯林》让我们看到了一份纸质媒体朴素的坚持与坚守。因而，在走过一个甲子时间节点的2017，对《中国穆斯林》进行回顾和检阅，既有为历史“存档”的意味，又预示着新的开始。



 一

将六十年的《中国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其创刊理念、复刊宗旨，以及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无不反映出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稳健的文化向心力。刊物总是会对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做最为及时的呼应和宣传，2017年的“特稿”栏目就是对这部分内容的集中展现。从第1期李兴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界的智慧》吹响中国穆斯林全面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伟大工程的号角开始，每一期的“特稿”都能让人感受到刊物矫捷的时间触须和对时代前沿脉搏的共振。阳春三月“两会”期间，编辑部跟进报道了《倾听：伊斯兰教界代表委员的全国两会声音》；时维九月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刊物第一时间刊发了杨发明会长《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反映了宗教界的意愿》；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际，《新时代开启我国伊斯兰教事业新征程——我国伊斯兰教界聚焦党的十九大》则为我们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动人诗篇。可以说，从创刊之日起，《中国穆斯林》就展现出与国家命运共呼吸、同民族精神共频率的刊物宗旨。

相较于“本期特辑”“本刊特稿”“本期专题”等传统栏目的设置，改版后的“特稿”让人耳目一新，虽然体量看似变小了，但其所编发文章的时代内蕴更为深刻，视角也更为宏观，展现出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2017年，网络上对伊斯兰教污名化的言论，不仅伤害了穆斯林的情感，也伤害到原本和谐的民族关系。面对如此舆论生态，《中国穆斯林》并未旁观，而是主动作为，于第2期刊发了牟钟鉴的《以博大胸怀善待宗教》。该文立意高远，论述有理有据，有力回应了网络上某些极端无神论的言论。正如作者所言，“现实证明，不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只要走向极端，都必然堕落为反人类、反文明的公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同归于野蛮”，如此掷地有声的文字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批评自觉，在时下的语境中显得弥足珍贵。信教群众在中国虽是少数，但“以博大胸怀善待宗教”就是善待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所折射出的正是伊斯兰文明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与儒家文明生息与共的存在，因而“伊斯兰教中国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如第3期卓新平的《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第4期楼宇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兼谈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质与定位》、第5期金宜久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概览》等文章就从各个角度对此命题进行了阐述。具体而言，卓新平的《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以“正确认识世界伊斯兰教”作为文章的逻辑起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路径。文章提示我们，伊斯兰教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葆有一颗理解的心灵，这样才不会无视伊斯兰教对中华文明的参与和贡献。由此观之，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多样性进行省思，在主流儒家文化的“大传统”之外同样存在着各种“小传统”，而宗教无疑是这“小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楼宇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兼谈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质与定位》即是这样一篇视角别致的表达。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互动关系中展开论述，其所体现出的文化格局和多维视角，有力地诠释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本义所在，诚如作者所言，“我们应通过提升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来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世界伊斯兰文化形成反哺”。与这篇文章的宏观视角形成互补的是，金宜久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概览》，则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这一“微观”视角具体阐释了伊斯兰文化是如何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明末清初之回儒》中所指出的，“于是多数回回学者辈出，翻译回教经典及仪律之举甚盛。此确为中国回回史之一划时代的时期，余算此时期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肯定的是，对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将是解读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极为重要的学术资源。

 二

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科技重新定义了刊物的存在方式，这使得阅读纸媒这一行为本身即被赋予了某种言说传统的可能。2017年，《中国穆斯林》的栏目做出较大调整，如“新卧尔兹”和“学术文化”即以全新的“经学”和“专题”与读者见面。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穆斯林》对“经学”的传承使得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某种古典的意味。传统意义上，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及与之相关宗教知识的学习和接受通常是在清真寺内完成的，这种以阿訇为主体口传心授的方式形成了中国穆斯林独特的经学传统；随着20世纪上半叶回族报刊的大量出现，报刊杂志成为穆斯林学习经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1957年《中国穆斯林》的创刊无疑接续和继承了这种经学传统。刊物对这部分的展现一方面是对信仰、功修等宗教知识的解答，另外则是引导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契合的时代要求，相比于“卧尔兹”的栏目命名，“经学”二字在复归传统的同时赋予了这个栏目更大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成为刊物极为重要的职能和使命。

《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伊斯兰教最为重要的经典，前者主要解决的是穆斯林的信仰认知问题，而后者则是规范穆斯林的行为实践，二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穆斯林》“经学”栏目的主要内容。刊发于第2期马贤的《喜看群星灿烂 更盼团月普照——对编纂<圣训大全>的渴望》在回顾和总结现有圣训辑录的同时，表达出对编纂一部《圣训大全》的愿望。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穆斯林“重古兰轻圣训”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由于“圣训”在中国的普及度较低，另外则和“圣训”的翻译和整理较为迟缓有关。至迟2013年之前，穆斯林世界所公认的权威六大部圣训集在中国尚无完整的出版发行，马贤在文中提出对《圣训大全》编译工作的初步设想，思虑之细致令人动容。阿地里江·阿吉克力木的《做爱国守法、中道包容、两世吉庆的穆斯林》则从《古兰经》出发，提炼出符合时代进步与要求的价值观，契合了宗教自身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时代要求，这样的解经工作传达了这个时代最根本的特征和最普遍的诉求；同样的文章还有马光月阿訇的《国富民强：穆斯林积极追求的梦想》一文，文章短小精悍，引人深思。除以上几篇文章外，本年度的“经学”栏目对“天命”“斋戒”“前定”等穆斯林所关心的问题也均有涉及。

如果说“经学”栏目更偏向于宗教话语，那么与之相对应且互为补充的则是“专题”栏目中更为突显的学术话语，这也显示出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多样性：“经学”栏目展现更多的是阿訇的声音，而“专题”栏目则更多是学者的表达。本年度“专题”栏目的关键词无疑是“以儒诠经”，如第1期姚继德、姚子雯的《云南学派与金陵学派》、第3期金贵的《明清内地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意义——从<经学系传谱>谈起》、黑金福的《马注<清真指南>中的儒学思想》、第4期冯峰的《明清伊斯兰学者对“礼拜”诠释的初探》、丁继光的《“以儒诠经”的历史启示》等。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须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的流逝而去”，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无疑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以胡登洲开启的经堂教育为起点，王岱舆、马注、刘智、张中、伍遵契、马德新等学者“群星闪耀”于彼时的中国，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他们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典籍为蓝本，运用儒家学说的概念与表述方式著书立说，用汉文翻译和撰写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如此“以儒诠经”的文化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回儒”群体，被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也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可以说，“经学”和“专题”两个栏目的设置，展现出编辑部对刊物自身的准确定位，从而成为刊物特色鲜明的重要栏目。

 三

 相信很多读者都是通过 “域外传真”“新月世界”“评介资讯”“国际前沿”“译介评述”等栏目来了解国际穆斯林动态的。《中国穆斯林》以报刊为媒介在中国穆斯林和世界穆斯林之间架起交流对话的桥梁，这样的国际视野在2017年以更为清晰明确的“译介”和“域外”呈现出来。其中“译介”着重于对伊斯兰经典以及伊斯兰研究领域前沿学术成果的翻译；“域外”则更偏向于国外穆斯林文化层面的介绍和交流，两个栏目的主旨清晰，各司其职。正是这两个栏目拓展了中国穆斯林对世界其他穆斯林国家宗教与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开阔了中国穆斯林的视野，成为与世界穆斯林增进联系、加强友谊的重要窗口，因而更像是一个“文化使者”的存在。

在2017年“译介”栏目“开栏的话”中，编辑部如是说：“每当一个宗教的载体面临包括文化冲击、社会变革、内在变异等重大挑战时，维系自身的根本方法就是重读经典，赋予经典在新的问题语境下新的生命力，能够占有最新的人类理智成果，在此基础上依据传统精神给予人们超时代的指导。”这段文字中对“经典”与“重读经典”的认知，显示出编辑部深刻意识到文化原典研究和译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伊斯兰文化内在精神和文化特质的经典著作需要被重新阅读。基于此，2017年《中国穆斯林》在1到6期的“译介”栏目连续推出了安萨里（1058—1111）著作的翻译。在整个伊斯兰思想史上，恐怕没有哪位思想家像安萨里那样对整个伊斯兰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集哲学家、教义教法学家和苏菲神秘主义者于一身，被认为是伊斯兰正统思想之集大成者。特别是安萨里人到中年对自己思想的重新审视和深度批判，他毅然放弃现世已经获得的地位和名誉，走上了十年漂泊云游和苦行的苏菲之路，其思想之锐利放在世界思想史上都是少有的。通过《中国穆斯林》“译介”栏目对安萨里的翻译，我们得以“倾听”到来自遥远中世纪的声音，跟随译者在语言、时空中的穿梭，我们感受到对安萨里著作的翻译不止是一种单纯的语际转换和对人类文明精华的共享，那些微言大义的表达所折射出的智慧光芒乃是帮助我们打开伊斯兰之门的密匙。而这扇门一旦被打开，读者便像跌入了无法言说的巨大，那种透不过气来的顿悟之感带给人强烈的文化震荡，从而能够让人更加谦卑，也更能激发求知的欲望。

除对安萨里作品的翻译外，本年度的“译介”栏目还有几篇也值得一读。其中《伊斯兰研究与各宗教历史（上、下）》与《<古兰经>研究综述（上、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国内的研究视角，对相关研究颇具启发意义；《荷兰的伊斯兰研究》则让我们了解到域外伊斯兰研究的最新成果，极具前沿性。

2017年的“域外”栏目定位更为清晰、内容也更为丰富，如《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瑞典穆斯林教育》《俄罗斯伊斯兰教与东正教的关系》《埃及作家陶菲格文学叙事的思想维度》等文章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李永花的《土耳其哈希德佩大学语言班的故事》一文读来亲切感人，为我们介绍了发生在异域语言班里的故事，跟随作者的讲述，我们感受到一个小班级的内部就是一个国际大舞台的文化场域，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到的那样，“遇到偏见和质疑，我们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想法，相互沟通中才会获得理解。”我想，这段文字也是“域外”栏目的举意所在。

 四

一本优秀的刊物除了具有严肃的学术追求外，它应该同时能够带给读者愉悦的审美感受，2017年《中国穆斯林》新开设的“文苑”“生活”“悦读”就展现出刊物对可读性的追求，这几个栏目的增设展现出杂志在“向上走”的同时，也有着“接地气”的民间情怀。因为，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嘈杂和躁动不安，文学依然安静地滋养着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它通过对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关照，在留存时代面影的同时，如同晦云中的阳光，照亮了人们日益粗糙的暗淡灵魂。

首先要提的自然是“文苑”栏目。在“开栏的话”中，编辑部如是说道：“增设‘文苑’栏目，刊发穆斯林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创作与翻译的文学佳作，以文学形式表达伊斯兰信仰，展示穆斯林精神，搭建思想、艺术与心灵碰撞交流的平台。” 这份真诚的初心使得作品的编选颇具质量，刊发文章整体而言保持着极高的文学水准。本年度的“文苑”栏目以第1期敏洮舟《被突围的苦难》开篇，和这篇文章互为存在的是刊发于第5期君悦的《悬崖上的独舞》。2012年1月，年仅34岁的君悦于西宁归真。“这个大西北的穆斯林女子，她用未曾离手的一管瘦笔，横竖勾画，默默地将人生的仓惶渡向了坦然”，敏洮舟以“被突围的苦难”为《君悦文集》作序，因为君悦如史铁生所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的残废了双腿”，实际上，君悦所遭遇的比这更为残酷，她患有先天性颈椎畸形，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发病率百万分之一，致残率百分之百。但在君悦的文字中，我们并未发现某种想象中的苦情书写，或是对生活的控诉和不满足；相反，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她对文学、对生命来自内心深处的思索和热爱。我惊叹于“悬崖上的独舞”几个字的标题，这个极具画面感的表达以滚烫的热量涌动出了孤独、坚持和圣洁感，也奠定了“文苑”栏目的精神向度和美学追求。此外，本年度“文苑”栏目中的“译海拾贝”板块短小别致，将一些名言警句式的短句翻译给读者，篇幅不大却似饭后甜品一般别有一番味道。

如果说“文苑”栏目偏向于纯文学的话，那么“生活”栏目则更偏向于生活性。只有关注社会生活，刊物的力量才能得以彰显，才能持久发力，才能深入人心。张静的《带着公公改嫁》、南述的《清苦自己温暖社会的回族老人》等文章读来亲切感人，颇能引起读者共鸣。回回民族内敛拘谨，不善表达，却用单纯朴素的行动践行着一个穆民应有的品质。辛云霞的《散落民间的穆斯林志愿者》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讲述了穆斯林志愿者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不单有虔诚的个人功修，还力所能及地进行着社会功修。敏俊卿、马利强的《追梦东莞的新疆穆斯林》以买买提明·亚森为视角，讲述了新疆穆斯林如何与其他民族一道参与到东莞的文化建设。这篇文章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在内地与新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搭起了一座爱的平台，在东莞这个现代化的都市里我们感受到了何为“中华民族是一家”。正如作者所言，“开放的中国，开放的东莞，需要多元化的文化，需要各具特色的传统与生活方式”。实际上，不单是东莞，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倘若用心去观察，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讲述从来都是丰富多彩、温暖动人的。

 五

在“后9·11”的时代语境里，一些主流媒体关于伊斯兰的报道和书写或浮于表面，或失之公允，伊斯兰似乎始终处于一个“被表达”的存在。那么该如何让伊斯兰走出“焦虑的恐惧”，得到真正的理解与敞亮呢？令人欣喜的是，本年度《中国穆斯林》的“访谈”栏目提供了一个颇值得言说的尝试，那就是非穆斯林学者学术视野里的伊斯兰研究。刊物从第3期开始陆续刊发了薛莉的《心性会通是回儒之间的根本会通——季芳桐教授访谈》、马景的《中国化语境下的伊斯兰教研究——周燮藩研究员访谈》（上、下）、敏俊卿、帕林达的《全球视野里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金宜久研究员访谈》等访谈文章，采访对象季芳桐、周燮藩、金宜久等都是国内伊斯兰研究、回儒研究相关领域最权威的汉族学者，他们的研究不但富于真理性的启发意义，还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平等公正的正直和善良给当前的回族与伊斯兰研究注入了诚实的素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从外部视角冲破了学术研究可能存在的自说自话的困境。回首民国，正是因为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汉族学者对回族的关注和研究，回族新文化运动才得以与主流的文化运动相呼应，继而在回族内部掀起一场以兴教育、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今日的学术研究更应打开民族与宗教的界限，正如季芳桐先生在受访中所说到的，“今后，我们一定要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探索，将回族先贤的思想理论从教内传至教外（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领域），从中国伊斯兰学界传至整个世界伊斯兰学界”。可以预见的是，这几篇访谈文章将会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沉淀出其更为深远的意义。

“钩沉”和“人物”栏目作为《中国穆斯林》传统栏目的延续，在2017年也有着不俗的表现，本年度这两个栏目最值得言说处就是对新人的培养。《民国时期南京回族社会活动中的对话尝试》《青年马坚学术理路述论》《从马坚理解中国回族知识分子的心史》三篇文章的作者洪伟、撒海涛和马成明均为80、90后，三位作者将目光都投向了民国时期的回族知识分子，可谓是新一代青年学人以学术研究对前辈学人的致敬。作为回族80后青年学者，洪伟的文章有力道、有格局。他常年致力于对南京回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但其学术研究却并未局限于回族内部的“自言自语”，而是有意识地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里展开研究，这样的自省意识恰是少数民族学者所应具有的气度。90后的撒海涛虽是一名本科生，但已具备了相当的学术水准，其刊发于《中国穆斯林》2016年第3期的《金吉堂民族认同的构建与自觉表述的重释》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全文转载，足见编辑部的眼光和胆识；此外，他的《时代精神的书写与文化品格的传承》一文对《中国穆斯林》60年的办刊史进行了梳理，颇值一读。和撒海涛历史学出身侧重史料的爬梳有所不同的是，同为90后的马成明其学术论文则偏向于文学化的表达，在《从马坚理解中国回族知识分子的心史》一文中，他对马坚的解读跳动着情感的共鸣和灵魂的对话，“心史”一词的论述让我们感受到一颗年轻、炙热的心。除这些年轻学人的文章外，马博忠先生的《忆父亲马金鹏为周总理当翻译》一文则为读者打开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文中通过留埃学子马金鹏的讲述，让我们领略到周总理与叙利亚友人的短暂交集中体现出的修养和风度，特别是周总理对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熟识和尊重让人心生感佩。

2017年于《中国穆斯林》而言是个“大年”。除了刊物迎来60周岁的纪念之外，编辑部对栏目的编排和设置也进行了较大调整，在摸索尝试和突破自我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刊物风貌。此外，刊物在政策性与民间性、学术性与可读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多维追求中彰显出一份道义与担当、情怀与使命。一本优秀的刊物应该带给读者真知的启发，有自己的立场与姿态并且能够将其传递，《中国穆斯林》正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涌流出内在的学术品格，于时代的记录中铺满朴素的芬芳。

(作者系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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